上一页|1|2|3|下一页
/3页

主题:汉阳眼子王,继米国之后,英国又一次放弃领馆区

发表于2014-05-12

人民日报谈城市病: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
来源:人民日报 2014年05月12日
面对蔓延加剧的“城市病”,人们更加关注大城市
“城市病”缘何而生?(报道·大城市的纠结①)
如今,日益严峻的“城市病”现象,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聚焦大城市。

大城市究竟该何去何从?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应如何定位?怎样治理大城市的“城市病”?从今日起,本版推出“大城市的纠结”系列报道共三篇,意在认真研究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定位,深入探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,有效治理“城市病”,供有关方面和广大读者参考。【贾康:楼市不会崩溃 城镇化决定城房价长期上涨】
——编 者
“城市病”愈演愈烈
北上广等特大城市“城市病”比发达国家严重,好于一些发展中国家
“人们来到城市,是为了生活;人们居住在城市,是为了生活得更好”,2000多年前,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说。
然而,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城市,品咂这句话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。
早上一上班,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,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,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。看到PM2.5浓度在300微克/立方米以上,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下午下班,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,10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,踩刹车直踩到脚软。一看手机,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“严重拥堵”。
晚上到家,上海的打工者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,一股泡面的味道扑鼻而来。20平方米的小屋住了8个人,每张床铺每天租金19元。为了这19元,“蚁族”们省吃俭用,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泡面……
日复一日,这样的场景正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上演。人口膨胀、住房紧张、就业困难、交通拥堵、资源短缺、环境恶化、公共安全事件频发,我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,也不得不面对愈演愈烈的“城市病”。
“从国际比较看,我国的‘城市病’问题已较为严重”,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坦言。
先看交通。资料显示,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25.1分钟,其中纽约34.6分钟,为全美最高。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.32小时,单程约为40分钟,上海单程约为36分钟。
再看环境。美国最出名的“污染城市”洛杉矶,其PM2.5年均浓度也仅20多;日本东京则在20以下。而去年我国北京、上海、广州PM2.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.5、62、53。
“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‘城市病’状况,比发达国家严重,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要好些”,上海交通大学[微博]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,在泰国首都曼谷,由于车速过慢,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。曼谷的交通JC不但会指挥交通,还会替孕妇接生!
截至去年底,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,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,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27个。面对蔓延加剧的“城市病”,大城市的发展倍感纠结。
那么,我国的“城市病”究竟因何而起?城市“生病”就是因为太大吗?【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城市病是伪命题】
“城市病”病因多元
规划布局不完善、功能定位不合理、管理方式不科学,深层次看有体制机制性原因
根据城镇化发展规律,当城镇化率在30%—50%时,“城市病”处于显性阶段;城镇化率为50%—70%时,“城市病”可能集中爆发。
“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30%—70%的快速发展阶段,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,因此,我国的‘城市病’往往是‘急症、慢症、并发症’共现”,政治经济学研究主任蔡继明说。
具体分析,我国“城市病”的成因是多元的。
——规划布局不完善。
以北京的交通为例,在一般人印象中,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、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,于是,北京出台了限牌、限行等措施,但收效不明显。
“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,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,但因出行需求少、管理规范,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”,陆铭说,长期以来,北京将ZF部门、商业、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,人口到郊区居住,这种“职住分离”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“摊大饼”及居住点、工作点、活动点分离,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,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。
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距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,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,家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,他们工作在北京,每天都要“跨省上下班”。
曾几何时,我国城里人过的是“工作在前院,睡觉在后院,看病一个院”的生活,许多机关大院、企业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,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。如今,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,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。在新加坡,ZF大力倡导“垂直城市”的规划理念。一个大的楼宇群,楼上居住,中间是商圈、服务加餐饮,底层是和公交,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。要出门时,电梯坐到一楼,公交就来了。
——功能定位不合理。
时下,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,想承担的功能太多,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。到2012年,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,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,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。有意思的是,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,西北的乌鲁木齐、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。
——管理方式不科学。
“我国香港人口稠密,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,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,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”,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,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时长固定不变,而在香港,ZF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、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,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;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,而在香港,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,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;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、停车费、燃油税和环境税,只有不足10%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。
从深层次看,我国的“城市病”有政绩考核体系、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。
一段时间以来,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“指挥棒”下,一些城市重“项目”轻“承载”,争抢大型项目,拒绝产业外移;一些城市重“面子”轻“里子”,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,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;还有一些城市“亲商”有余“亲民”不足,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,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。城市华丽而羸弱,“城市病”也就不请自来了。
“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,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”,蔡继明说,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,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;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,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,对政策消极敷衍。
由此可见,“城市病”的病因是多方面的,这些病因大城市有,很多中小城市也有,不能把“城市病”看成是大城市的“专属病”。
“城市病”与城市大小无关
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“城市病”,而国内一些二、三线城市正在“发病”
“‘城市病’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。再大的城市,只要规划合理、管理有力,‘城市病’也会缓解;再小的城市,如果定位贪大求洋、管理混乱无序,也会爆发严重的‘城市病’”,陆铭说。
事实上,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“城市病”。
1910年,美国纽约人口不足200万,却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,只有5%的人活到60岁,20%的幼儿活不到5岁。如今,纽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800万,不仅治好了“城市病”,还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。
上世纪50年代,英国伦敦人口不足800万,却发生了上最为严重的“烟雾”事件。JC大白天要打着火把才能指挥交通,伦敦城里到处都是咳嗽声,一次烟雾事件,仅4天时间就死亡4000多人。如今,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,却重现了蓝天白云。
与之相反,国内一些二、三线城市却正在爆发“城市病”。
——《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》显示,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,位居全国最堵城市。然而,接下来的让人颇感意外,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。
——据环保部监测,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:邢台、石家庄、邯郸、唐山、保定、济南、衡水、西安、廊坊和郑州。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……【新型城镇化如何防止“城市病”蔓延】
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
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“城市病”
国内外实践已充分证明,不能将大城市与“城市病”画等号。实际上,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“城市病”。
“打个比方,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,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。换句话说,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。不仅如此,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”,陆铭说。
比如,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,发展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,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网络,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,乘坐公共交通出行,从而缓解交通拥堵。
再如,服务业的发展有条“进门人口数量”法则:开店要装修、要租金,只有进门消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,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。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,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,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。
“21世纪对影响最大的两件事,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;二是中国的城市化。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。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,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,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。既然“城市病”不是因为大造成的,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、因“病”废大,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,重视大城市的发展,同时治理其“城市病”,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,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。

发表于2014-05-13

楼上的,你疯了吗,还要在这里发新闻吗。。。

发表于2014-05-13

楼市观望氛围渐浓 开发商有奖看房撑人气

长江日报马振华2014-05-13


昨日,武昌区粮道街不少社区居民受武昌一开发商邀请,去楼盘转了一圈,每人获得了一台吹风机。随着楼市观望氛围渐浓,不少楼盘看房量急剧下降,开发商纷纷使用各种看房补贴吸引看房者撑人气。

粮道街一位参加看房活动的居民说,一大早接到朋友通知,武昌有开发商组织活动,不但有大巴车接送,每人还可获一个吹风机,于是社区居民纷纷组团去“有奖看房”。记者了解到,现在像这样开发商花钱请居民看房的还不少,常见的是每位看房者,只要去了楼盘,就能获赠米或者油。更有甚者,参加购房团扫描微信,就能直接获得50元“微信红包”。

开发商以及相应渠道商为什么不遗余力倒贴钱请人看房?记者了解到,近一个月来,武汉各大网站组织的看房团人气普遍下滑,像以往动辄上百人看房的白沙洲、光谷等楼盘,看房人数降了1/3以上。武昌一楼盘销售负责人说,其实武汉楼市购房需求还比较旺盛,但在房价下跌的预期中,购房者观望氛围越来越浓,楼盘人气下滑比较厉害,因此各大楼盘纷纷通过看房福利吸引购房者。

武汉一房产营销机构负责人认为,这种花钱请人看房的活动,撑人气的意义大于卖房的意义。房价没有实质性松动,购房者这种观望就不会实质性打破,而目前开发商也在边扛房价边观望是否会有政策松动,营销机构左右为难,销售压力大。


发表于2014-05-13
江城二手楼市火爆不再 一条街一半中介关门
2014-05-13 07:18:03楚天金报
楚天金报讯 图为:生意大不如前,不少中介相继关门转让 (记者曹大鹏摄)

  金报讯(记者余鲁西)一条不到500米的街,最高峰开了8家房产中介,目前却只剩4家。经历了去年二手房市场火爆,中介快速扩张后,今年江城楼市火爆不再。“以前徐东一路到处是中介,今年开年后一夜之间消失了一半。”在徐东新新花园小区住了近十年的陈女士说。

  徐东桐晨地产的负责人证实了陈女士的说法。该负责人告诉记者,他在徐东做了近八年地产经理,前两年市场相对而言比较景气。

  记者采访发现,这些关门的中介中,除了小型私人中介外,还不乏连锁门店。吉家徐东店外已张贴“门面转让”,吉家地产一地产经理告诉记者:“公司出于战略调整,关闭老城区的一些门店。不过,成本过高也是门店关门原因之一。”

  一位知情者透露,吉家徐东店,面积约100平米,每月仅租金就要一万多元,加之今年以来每平米租金上涨20元,二手房市场却成交量低,亏损严重。不仅仅是徐东,汉口、光谷等的中小型中介也生意清淡。

  整体看,4月二手房市场远不如去年火爆,市场观望情绪较重。有业内人士表示,房贷紧缩至今仍未放松,二手房贷款不仅基准利率上调,而且银行放款不易,影响了刚需族的购买力,让不少购房者选择观望,热情不高。“去年二手房成交量持续走高,不少中介门店急速扩张。当成交出现回落时,小中介受影响难以维持,品牌中介也会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收缩或调整战线。”武汉房地产中介协会会长叶正明说。


上一页|1|2|3|下一页
/3页